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时，午后的阳光正斜斜地落在藤椅上，87岁的周老先生正用布满老年斑的手摩挲着一个掉漆的搪瓷缸。缸身印着的“劳动最光荣”五个字早已模糊，却在他指尖的触碰下，抖落出半个多世纪的风尘。这场始于课堂任务的采访实践，最终变成了一次穿越时光的对话，让我在老人的皱纹里读懂了岁月的重量，在泛黄的记忆中看清了时代的轮廓。
采访前的准备总带着几分功利。我在笔记本上列满了关于“大跃进”“知青下乡”的标准问题，像拆解历史课本一样规划着对话的框架。可当79岁的李奶奶从樟木箱底翻出一件打满补丁的的确良衬衫时，那些刻板的问题突然失去了意义。“这是我1972年结婚时穿的，当时要凭布票买，为了凑够三尺布，邻居王婶把她儿子的口粮票匀给了我。”她的手指抚过衬衫领口磨出的毛边，眼里的光比任何史料都鲜活。
原来历史从不是冰冷的年份和事件的堆砌。在张爷爷讲述1963年抗洪救灾的故事里，我听到的不是“战胜自然灾害”的宏观叙事，而是他背着发高烧的孩童蹚过齐腰洪水时，脚底被碎石划破的刺痛；是村民们分食一块干粮时，彼此眼里的泪光。这些被正史忽略的细节，藏在老人的味觉记忆里、皮肤的疤痕里、珍藏的老物件里，构成了最生动的“民间史诗”。
我们总以为老人的唠叨是岁月的絮语，却忘了他们口中的“想当年”，正是我们正在书写的“历史”。当92岁的赵奶奶指着墙上的黑白照片，一一叫出1954年合作社里每个社员的名字时，我突然明白：所谓传承，不过是有人记得那些被时光冲淡的名字，有人愿意倾听那些即将被遗忘的故事。
采访中最动人的，往往是那些偏离“主题”的瞬间。68岁的王大爷本应讲述他作为乡村教师的经历，却突然聊起1980年第一次骑摩托车去县城的情景。“车是借的，一路颠簸，挡风镜上全是泥点。可看着路边的麦子地往后退，心里像揣了只兔子——原来世界能跑得这么快。”他说着，忽然孩子般笑起来，眼角的皱纹堆成了沟壑，里面盛着的却是少年人的雀跃。
这些不经意的片段，像散落在时光里的珍珠。李奶奶会因为想起1998年儿子第一次寄来的手机而红了眼眶，“他在深圳打工，电话里说‘妈，以后想我了就按这个绿键’，我攥着那玩意儿，一夜没敢睡”；张爷爷回忆起1977年恢复高考时，蹲在考场外的槐树下啃干馒头，“手冻得握不住笔，可心里烧得慌，觉得日子突然有了盼头”。
他们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藏着最朴素的生命力量。当周老先生说“这辈子没干过啥大事，就守着一家老小平平安安”时，阳光刚好掠过他的银发。我忽然懂得，所谓伟大，从来不止于载入史册的功绩，更在于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，守住烟火气的坚韧。那些在岁月里沉淀下来的从容、豁达、对生活的热忱，正是时间馈赠给我们的礼物。
采访到第三周时，我发现自己的问题越来越少，倾听的时间越来越多。起初为了“完成任务”而做的记录，渐渐变成了发自内心的共鸣。当00后的我抱怨“内卷”时，72岁的陈奶奶笑着说：“我们年轻时也卷啊，挣工分要比谁割的麦子多，读书要比谁背的课文熟。可再累，晚上躺在炕上，想着明天的太阳，就觉得有奔头。”
这种跨越年龄的对话，消解了我对“代沟”的偏见。我们总以为老人不懂“996”“短视频”，却忘了他们经历过的时代变革，比我们想象的更剧烈。王大爷用“就像当年突然有了电灯，现在突然有了手机”来理解科技的迭代，李奶奶把“直播带货”比作“以前走街串巷的货郎，只不过换了个吆喝的地儿”。他们用自己的人生经验，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困惑提供了另一种注解。
最难忘的是采访结束时，赵奶奶把那本泛黄的相册塞到我手里：“你把这些故事记下来吧，我孙子不爱听，可总有人该知道。”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采访不是单向的“索取”，而是代际之间的“接力”——我们接过老人手中的记忆火炬，让那些即将熄灭的故事，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发光。
整理采访录音时，总能听到一些细碎的声音：搪瓷缸碰撞桌面的轻响、翻找老物件时的窸窣声、回忆起往事时的轻叹。这些声音比任何文字都更有温度，提醒着我这场实践的意义。我们记录的不仅是故事，更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如何与时代相拥、碰撞、共生的轨迹。
如今那扇斑驳的木门依然会在午后敞开，老人们的故事还在继续。有时路过，我会进去坐一会儿，听他们讲最近的琐事：张爷爷学会了用智能手机视频，李奶奶的孙子带她去了趟游乐园。这些“当下”的片段，终将成为未来的“往事”，而我们，既是倾听者，也是被倾听的人。
这场采访实践教会我的，从来不是如何提问、如何记录，而是如何带着敬畏之心对待时光，如何用真诚去连接彼此。当我们俯身倾听老人的故事时，其实是在打捞散落在岁月里的星辰，它们或许微弱，却足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而那些未说完的话、未讲完的故事，都在提醒我们：对话从未结束，传承正在进行。
首页
>>
正文
关注微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