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散文>行囊深处有春声

每个离家返校的清晨，母亲总要把我的行李箱重新打开三次。第一次塞进还冒着热气的煎饼，第二次压进两罐她酿的桂花蜜，第三次偷偷在夹层里藏了几包山楂片。我站在门厅里看她忙碌的背影，忽然发现她踮脚时扶腰的动作，像极了院角那棵被积雪压弯的老槐。

济宁到烟台的高铁只需两小时，可每次启程都像在挣脱某种温柔的引力。父亲照例把箱子扛上后备箱，后视镜里他夹杂的白发被晨光镀成银色。他总说“到了发个消息”，可车还没拐出巷口，手机就震动着跳出他发来的天气预报：“烟台明日降温。”

初春的校园还裹着薄霜，行李箱滚过地板的声音格外清脆。室友们围过来分桂花蜜时，我总想起母亲站在灶台前的身影，升腾的蒸汽在她眼镜片上凝成白雾，耳边清晰地传来瓷勺碰撞的叮咚声，像极了儿时守在灶台边的期待。

上周末社团组织爬山，我在半山腰崴了脚。电话那头的母亲急得声音发抖，隔天就收到个裹着三层塑料袋的包裹。拆开是瓶跌打药酒，标签上父亲的字迹工工整整写着用法。药酒的味道混着当归的苦涩，竟让我想起小时候发烧，父亲彻夜用酒精给我擦手的温度。

清明假期回家，发现母亲开始把老花镜挂在胸前，父亲看报时要把胳膊伸得老长。晚饭后他们坚持送我去车站，走过运河桥时，暮色里的柳枝新抽了嫩芽。母亲忽然说："你看这柳树，根扎得深了，枝条才敢往远处伸。"父亲没说话，只是把我的行李箱又检查了一遍。

如今我的抽屉里收着高铁票根，像候鸟迁徙的轨迹。每次推开宿舍窗户，海风送来咸涩的问候时，我总想起母亲说的柳树。原来我们都在生长，那些被反复打包的牵挂，不是束缚翅膀的绳索，而是让风筝飞得更高的长线。